一年，协助生产象《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象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他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我只是在管万花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要我动笔可不行，亲爱的——水平不够。”

　　他惊异地获悉，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诲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还说。“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这里却有一个不是那样。”

　　她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干净，”袭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她又有过好几起。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他们”——指的是党——都不让你快活，你就尽量打破它的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就象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对于党的理论，除非触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没有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话，只有一两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的除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之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隐隐地想，在年轻一代中间不知有多少象她那样的人。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象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象兔子躲开猎狗一样，

　　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太渺茫了，连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做白日梦，也是没有希望的。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妻子?”裘莉亚问。

　　“她是——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儿叫‘思想好’的吗?那是说天生的正经派，根本不可能有坏思想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不过我知道那号人，太知道了。”

　　他就把他婚后生活情况告诉她，奇怪的是，她似乎早已知道了其中的主要环节。她好象亲眼看到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向他一一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凯瑟琳的身体就僵硬起来，即使她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他，她似乎仍在使劲推开他。同裘莉亚在一起，他觉得谈到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反正凯瑟琳早已不再是一种痛苦的记忆，而成了一种可厌的记忆了。

　　“要不是为了这一点，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说。接着他把凯瑟琳每星期一次在同一天的晚上迫着他象办例行公事似地干那件事的情况告诉她。“她不愿干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不这么干。她曾经把它叫做——你猜也猜不到。”

　　“咱们对党的义务，”裘莉亚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在学校里对十六岁以上的姑娘每个月有一次性教育讲座。在青年团里也有。他们长年累月地这样向你灌输。在许多人身上大概生了效。但是，当然，谁也说不准；人人都是伪君子。”

　　她开始在这个题目上发挥起来。在裘莉亚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她就显得特别敏锐。不象温斯顿，她了解党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只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她是这么说的：

　　“你作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他想，这话说得有理，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所要求的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性的冲动，对党是危险的，党就加以利用。他们对人们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要废除家庭是实际做不到的，相反，还鼓励大家要钟爱自己的子女，这种爱护几乎是一种极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却有计划地教子女反对父母，教他们侦察他们的言行，密告他们的偏离正统的倾向。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扩大，用这种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你。

　　他又突然想到了凯瑟琳。凯瑟琳太愚蠢，没有识破他的见解的不合正统，要不然的话，早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了。

　　但在这当儿使他想起它来的还是由于下午空气的闷热，使他额上冒了汗。他就开始向袭莉亚说到十一年前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或者不如说所没有能够发生的事。

　　那是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肯特去集体远足迷了路。他们掉在大队的后面只不过几分钟，不过拐错了一个弯，到了一个以前的白垩土矿场的边缘上，悬崖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深，底下尽是大石块。附近没有人可以问路。凯瑟琳一发现迷了路就十分不安起来。离开吵吵嚷嚷的远足伙伴哪怕只有一会儿，也使她感到做了错事。她要顺着原路走回去，朝别的方向去寻找别人。但是这时温斯顿看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长着几簇黄莲花。其中一簇有品红和橘红两种颜色，显然出于同根。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因此他把凯瑟琳叫过来看。

　　“瞧，凯瑟琳！瞧这几朵花。靠近矿底的那一簇。你瞧清楚了没有，是两种颜色?”

　　她本来已经转了身要走了，这时勉强回来看了一眼。她甚至在悬崖上伸出脖子去看他指的地方。他站在她后面不远，把手扶着她的腰。这时他忽然想到附近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他们两个，连树叶也纹丝不动，更没有一声鸟语。在这样一个地方，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即使有，也只能录到声音。这时是下午最热最困的时候。阳光向他们直晒，他的脸上流下了汗珠。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推她一把?”裘莉亚说。“换了我就会推的。”

　　“是的，你会推的。要是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的。

　　也许——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他们并排坐在尘土厚积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得近一些。

　　她的脑袋偎在他的肩上，她头发上的香气盖过了鸽子屎臭。

　　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仍有企望，她不懂得，把一个碍事朋人推下悬崖去不解决任何问题，

　　“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后悔没有推呢?”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

　　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我们是无法取胜的。只不过有几种失败比别几种失败好一些，就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因为不同意而动了一下。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是不同意的。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她本人命运已经注定，思想警察迟早就要逮住她，杀死她，但是她的心里又认为，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按你的意愿生活。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狡猾、大胆。她不懂得，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还没有死，”裘莉亚具体地说。

　　“肉体上还没有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我害怕死。你年青，所以大概比我还害怕死。显然，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人仍保持人性，死与生是一回事。”

　　“哦，胡说八道！你愿意同谁睡觉，同我还是同一具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实在的，活着的！你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来把胸脯压着他。隔着制服，他感到她的乳房，丰满而结实。她的身体好象把青春和活力灌注到了他的身上。

　　“是啊，我喜欢这个，”他说。

　　“那末不要再说死了。现在听我说，亲爱的，我们得安排下次的约会。我们也可以回到树林中的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已经长久没有去那里了。但是这次你一定得走另外一条路。我已经计划好了。你搭火车——你瞧，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实际作风，把一些尘土扫在一起，用鸽子窝里的一根小树枝，开始在地上画出一张地图来。

　　温斯顿看一看却林顿先生的店铺楼上的那简陋的小屋。

　　窗户旁边的那张大床已经用粗毛毯铺好，枕头上没有盖的。

　　壁炉架上那口标着十二个小时的老式座钟在滴答地走着。角落里，在那折叠桌子上，上次买的玻璃镇纸在半暗半明中发出柔和的光芒。

　　壁炉围栏里放着一只破旧的铁皮煤油炉，一只锅子，两只杯子，这都是却林顿先生准备的。温斯顿点了火，放一锅水在上面烧开。他带来了一只信封，里面装了胜利牌咖啡和一些糖精片。钟上的指针是七点二十分；应该说是十九点二十分。她说好十九点三十分来。

　　蠢事啊，蠢事!他的心里不断地这么说：自觉的、无缘无故的、自招灭亡的蠢事!党员可能犯的罪中，数这罪是最不容易隐藏的。实际上，这一念头当初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由于折叠桌光滑的桌面所反映的玻璃镇纸在他的心目中所造成的形象。不出所料，却林顿先生毫不留难地出租了这间屋子。他显然很高兴能到手几块钱。当他知道温斯顿要这间屋子是为了幽会，他也不觉得吃惊或者反感。相反，他装做视而不见，说话泛泛而谈，神情非常微妙，使人觉得他好象有一半已经隐了身一样。他还说，清静独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人人都想要找个地方可以偶而图个清静。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别人知道了也最好不要声张，这是起码的礼貌。他甚至还说，这所房子有两个入口，一个经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这么说时他好象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

　　窗户底下有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后面偷偷看出去。六月的太阳还很高，在下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有一个又肥又大的女人，象诺曼圆柱一样壮实，胳膊通红，腰部系着一条粗布围裙，迈着笨重的脚步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走着，晾出一批方形的白布，原来是婴儿的尿布。她的嘴里不咬着晾衣服的夹子时，就用很大嗓门的女低音歌唱：

　　“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

　　消失起来快得象四月里的一天，

　　可是一句话，一个眼色

　　却教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

　　这只歌子在伦敦已经流行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是音乐司下面的一个科为无产者出版的许多这种类似歌曲中的一首。

　　这种歌曲的歌词是由一种名叫写诗器的装置编写出来的，不需要一点点人力。但是那女人唱得那么动听，使得这些胡说八道的废话听起来几乎非常悦耳。他可以听到那个女人一边唱着题，一边鞋子在石板上磨来擦去，街头孩子们的叫喊，远远什么地方隐隐约约的市声，但是屋子里仍异样地静寂，那是由于没有电幕。

　　蠢事，蠢事，蠢事!他又想了起来。不可想象他们能够几个星期来此幽会一次而不被发觉。但是要想在室内而且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秘密的地方，这个诱惑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太大了。在他们去了教堂钟楼那次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安排一个相会的地方。为了迎接仇恨周，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到仇恨周还有一个月，但是繁杂的准备工作使大家都要加班加点。最后他们两人终于弄到在同一个下午休息。他们原来商量好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去。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在街头见了一面。当他们两人混在人群中相遇时，温斯顿象平时一样很少看裘莉亚，但匆匆一瞥，使他觉得她的脸色似乎比平时苍白。

　　“吹了，”她看到情况比较安全时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的事。”

　　“什么?”

　　“明天下午。我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又是那个。这次开始得早。”

　　他猛一下感到很生气。在认识她一个月之内，他对她的欲望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开始时很少真实的感情。他们第一次的作爱只不过是意志行为。但第二次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她头发的气味、嘴唇的味道、皮肤的感觉都似乎钻到了他的体内，弥漫到周围的空气中。她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必需，成了一种他不仅需要而且感到有权享有的东西。她一说她不能来，他就觉得她在欺骗他。正当这个时候，人群把他们一挤，他们的手无意中碰了一下。她把他的手指尖很快捏了一把，引起的似乎不是欲望，而是情爱。他想到，你如果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失望大概是不断发生的正常的事，因此突然对她感到了一种深厚的柔情，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他真希望他们是一对结婚已有十年历史的夫妇。

　　他真希望他们两人象现在那样在街上走着，不过是公开的，不带恐惧，谈着琐碎的事儿，买着家用的杂物。他尤其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单独在一起，而不必感到每次相会非作爱不可。他想到租却林顿先生的屋子的念头倒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而是在第二天。他向裘莉亚提出后，她出乎意料地马上同意了。他们两人都明白，这样做是发疯。好象是两人都有意向坟墓跨近一步。他一边在床边坐着等待她，一边又想起了友爱部的地下室。命中注定的恐怖在你的意识中时现时隐，真是奇怪的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这种恐怖必然会在死前发生，就象九十九必然是在一百之前一样。

　　你无法躲避，不过也许能够稍加推迟，但是你却经常有意识地、有意志地采取行动，缩短它未发生前的一段间隙时间。

　　就在这个当儿，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裘莉亚冲了进来。她提着一个棕色帆布工具包，这是他经常看到她在上下班时带着的。他走向前去搂她，但是她急忙挣脱开去，一半是因为她手中还提着工具包。

　　“等一会儿，”她说。“我给你看我带来了一些什么。你带了那恶心的胜利脾咖啡没有?我知道你会带来的。不过你可以把它扔掉了，我们不需要它。瞧这里。”

　　她跪了下来，打开工具包，掏出面上的一些扳子，旋凿。

　　下面是几个干净的纸包。她递给温斯顿的第一个纸包给他一种奇怪而有点熟悉的感觉。里面是种沉甸甸的细沙一样的东西，你一捏，它就陷了进去。

　　“不是糖吧?”他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里还有块面包——正规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次货——还有一小罐果酱。这里是一罐牛奶——不过瞧！这才是我感到得意的东西。我得用粗布把它包上，因为——”

　　但是她不用告诉他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因为香味已弥漫全室，这股浓烈的香味好象是从他孩提时代发出的一样，不过即使到了现在有